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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情觀察/香港扶貧必須完善制度\楊 堅

    2021-11-15 04:26:55大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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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區政府公布《2020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香港2020年貧窮人口達165.3萬人,較2019年增加16.2萬人,貧窮率達23.6%,二者均為2009年有紀錄以來最高。2020年在特區政府提供恒?,F金等政策的介入后,貧窮人口降至55.4萬,貧窮率降至7.9%。僅僅看這兩方面數據,得出的結論是,第一,新冠肺炎疫情是導致2020年香港經濟嚴重衰退、失業率上升、不少居民收入銳減的禍首,也是造成2020年香港貧窮人口增至有紀錄最高的主要原因;第二,特區政府紓緩香港居民尤其基層居民困難的政策措施對于減貧是明顯有效的。

      認清大市場小政府缺陷

      2013年特區政府首次設立官方貧窮線,訂在住戶收入中位數的50%。是年,政府公布《2012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當時,社會上有一種意見稱,既然政府制定了貧窮線,那么,政府只要向處于官方貧窮線以下的居民再派148億港元,就能消除貧窮人口。當時,政府的回應是,官方制定的貧窮線不是“扶貧線”,理由是如果以公帑來資助脫貧,那么,低收入人士就會減少工作誘因,從而,需要政府以公帑來填補的低收入居民與貧窮線之間的差額將越來越多。

      “授之以魚,不如授之以漁”,這樣的道理是對的。問題是,政府制定的貧窮線如果不被用來作為扶貧的目標,何必多此一舉?政府制定貧窮線,便是承認此線及以下的居民是貧窮人口。簡單地以公帑相助,當然不足取。但是,政府在鼓勵這些低收入居民就業上,是否做得足夠?

      政府對在職低收入人口提供了交通津貼。但是,前提是低收入居民必須找到工作。至今,香港的經濟制度仍是大市場小政府,政府無法直接向低收入居民提供就業崗位。另一方面,香港市場主體是中小企業,無力為低收入居民提供足以讓他們脫貧的就業機會。公私兩方面不足以向低收入居民“授之以漁”,唯有政府動用公帑“授之以魚”。

      值得注意的是,2019年政府的恒?,F金政策介入后,貧窮人口由政策介入前的約149萬減至近110萬。2020年政府以“恒?,F金、非恒?,F金及須經濟審查的非現金福利”介入,亦即計及2020年全民派發1萬港元和其他防疫抗疫基金等特別措施后,貧窮人口才從165.3萬大幅降至55.4萬。新冠肺炎疫情百年一遇,政府政策措施非比尋常,代價是財政赤字勁升,財政儲備銳減,是不可持續的。香港解決貧窮問題必須另辟蹊徑。

      首先,特區政府和香港社會各界必須認清香港大市場小政府的制度缺陷。政府除以公帑幫助和鼓勵就業,別無他法。大企業不同于“社會企業”,提供就業機會不帶扶貧色彩。在短中期,特區政府應鼓勵非政府組織尤其慈善團體創辦“社會企業”。在中長期,政府應趁香港資本結構調整推動企業合并,同時,設立類似新加坡淡馬錫的公營企業,為低收入家庭下一代提供就業機會以克服跨代貧窮。

      其次,香港大財團應樹立香港命運共同體觀念,以恒常并可持續方式協助扶貧。應當肯定香港一些大企業是對社會有一定承擔的,但同財力相當的其他經濟體的大企業比,仍有提升空間。

      樹立共同富裕觀念

      最后卻絕非次要的,是特區政府和香港社會各界應樹立共同富裕的觀念。共同富裕不是均富,不是“劫富濟貧”。共同富裕,在內地是控制貧富差距,全體人民都隨經濟增長而提高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共同富裕,在香港是抑制貧富差距,逐步提高低收入居民的收入水平。香港不少居民有內地親友。過去,香港人在內地被普遍視為有錢人。近幾十年來,彼此收入和財富水平差距不斷縮小,甚至越來越多內地居民的收入和財富水平超過他們的香港親友。

      不能不指出,香港不少人依然以為香港承繼港英年代的自由資本主義制度優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須拋棄這種過時觀點,完善香港制度來解決貧窮問題。

      資深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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