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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公訪談 | 外交學院院長徐堅:拜登政府對華政策將回歸理性 中美競合將成為主基調

    2021-01-22 12:09:55大公網 作者:孫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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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交學院院長徐堅

    拜登就任新一屆美國總統后中美關系走向如何?他又會怎樣為中美關系定調?民族復興道路上,中國將以何種方式駕馭中美關系面臨的風險和挑戰?外交學院院長徐堅日前接受大公報記者孫志獨家專訪時指出,相較于特朗普對中美關系的肆意破壞,拜登政府對華政策將回歸理性,競合(co-petition)將成為主基調。他并強調,美國因素是中國崛起與民族復興繞不開的最后一道坎,要從戰略高度認識民族復興與處理好中美關系的關系,維護和營造我國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以下是訪談全文:

    疫情或是雙方合作突破口

    大公報:拜登上任后,您認為雙方最先合作領域會是什么?拜登面對“美利堅分眾國”,國內無疑是他解決的當務之急,一些專家預測拜登真正著手面對中國是在任期第二年,您認同此觀點嗎?

    徐堅:拜登上臺后中美潛在的合作領域還是挺廣的,疫情防控是當務之急,也是最容易上手、最迫切的領域。因為疫情本身是全球共同面臨的最大挑戰,包括中美在內,美國面臨的形勢尤其嚴峻。疫情防控本身主要是技術性問題,而不應該是一個政治性問題。應該可以期待,拜登政府應該比特朗普政府更為理性,把疫情更多地看成是一個科學問題,而不是甩鍋,抹黑中國,損人也不利己。

    根據拜登在他當選之前和當選之后的政治表態來看,中美雙方存在合作潛力的領域還有很多,比如說氣候變化領域。他在去年4月份《外交》(《FOREIGNAFFAIRS》)雜志發表《為什么美國必須領導世界?》這篇文章里邊就明確提到,他就任美國總統后要讓美國重返《巴黎協定》。當然,他的這篇文章就此問題提到中國是以負面形式,他說以后會在這個領域對中國提出更多的要求。他這種寫法,可能更多考慮到國內政治的需要,為了爭取選民,因為一段時期以來對華強硬在美國政壇似乎成了一種政治正確。但要求中國作更多貢獻,在一定條件下也意味著期待雙方有更多合作。從本質上來說,氣候領域很大層面上也是一個科學問題,大家必須面對數據,從科學的角度說話。此外,還有像核不擴散領域,他那篇文章里面也講到他要讓美國重返伊核協議,當然這也同樣離不開與中國的協調與合作。

    總之,潛在的合作領域還是比較多。因為中美在許多事關國際和全球治理的問題上需要加強合作是客觀現實,離開了誰都很難解決問題。

    可以肯定,他上臺的初期,首要任務就是內政,內顧傾向會非常強,主要注意力是應對疫情,解決內部政治危機、經濟復蘇和社會分裂問題。與此同時,他也會花相當精力應對各領域的國際問題和外交問題,包括對華關系。因為美國內政外交很大程度上是密切交織的。比如,疫情的防控是內外不可分的,經濟復蘇與疫情防控也密切相關,還需處理好社會撕裂問題。所以,他上臺之后出于內政也好,外交也好,都得經??紤]或是面對中國因素。

    警惕拜登政府的偽多邊主義苗頭

    大公報:王毅國務委員兼外長最近出訪提到推行“偽多邊主義”會造成新分裂,反對多邊主義意識形態化,打造針對特定國家的意識形態同盟,這些顯然是根據一些苗頭有所指向。

    徐堅:王毅國務委員提出“偽多邊主義”這個概念很重要。所謂“偽多邊主義”,也就是說形式上看似多邊,實際上是和多邊主義本質和宗旨相抵觸,也就是排他的多邊主義。多邊主義本質上是開放,一定具有包容性,這是多邊主義的意義所在。排他、封閉性的多邊機制則是偽多邊主義。這種現象在歷史上并不罕見,最為典型的例子就是北約。

    拜登在《外交》雜志上發表的那篇文章里就明確提到,他上臺后,要搞一個基于共同價值觀的國家的首腦會議。同時他也提到還要打造針對中國的價值觀同盟。

    他這個提法不管上臺后是否會推動實施,至少是給人提了個醒,這就是新形式的偽多邊主義,至少是正在醞釀。這種風險和危險是存在的。這對于中美關系來說,對于和平與穩定持續發展是不利的,這種“偽多邊主義”如果任其發展盛行對世界是不利的。所以我覺得王毅國委員兼外長提到的“偽多邊主義”問題是很重要的,也是很及時的。在拜登即將上臺的時刻提到這個問題,提醒國際社會注意這個問題,當然也提醒我們自己重視這個問題。

    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超越三大陷阱

    大公報:您曾在思想界產生非常廣泛影響的《美國對華政策調整與中美關系三大風險》一文中提到:修昔底德陷阱、冷戰陷阱、金德爾伯格陷阱,而意識形態問題就與冷戰陷阱密切相關,您對未來中美關系三大陷阱有何新見解?

    徐堅:中美關系未來能否保持“斗而不破”,很大程度上取決于雙方能否超越三個相互關聯又各不相同的陷阱:“修昔底德陷阱”、“新冷戰陷阱”以及“金德爾伯格陷阱”。我的看法是拜登政府的上臺,隨著美國內政外交政策的調整,三大陷阱的風險可能會有所下降,但風險不會完全消失,在很大程度上還會依然存在,甚至不排除在一定情況下加劇,中美關系還存在很大未知。

    那么克服這三個風險,超越這三個陷阱,最強大的思想武器就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這個理念在習近平外交思想里居于核心地位,集中反映了習近平外交思想在繼承和發展21世紀馬克思主義上的一項重大理論創新。

    超越冷戰陷阱,是講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拋開大國之間意識形態上的矛盾,用新的認識范式去理解去把握大國之間關系。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從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兩個必然”和兩個“決不會”的人類社會發展規律高度出發,重新認識全球化背景下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種不同的社會制度和這兩類相關的國家之間的關系。在全球化的大勢下,這兩種社會制度的國家共享一個全球化市場、全球化生產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二者只能和平共存,和平共處,和平競爭,誰優誰劣,最后看結果,除此之外沒有別的選擇。這就從理論上超越了以意識形態去劃界的國際政治認識范式,即認為兩種制度的國家之間只能是水火不容,你死我活的關系。

    超越修昔底德陷阱,是講大國之間在安全上的相互依存關系。大國間核威懾擺在這兒,在相互確保摧毀的條件下,不可能用武力方式解決矛盾和問題。只能坐下來談,這是唯一理性選擇。

    超越金德爾伯格陷阱,是講大國在國際治理上的共同責任。除了雙邊之間關系外,大國對于共同維護世界和平發展比起中小國家負有更多的責任。除了做好自己的事情,還需要共同努力一道,為國際社會提供公共產品。如果這方面能做好的話,我們也就超越了金德爾伯格陷阱。

    所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無論從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中,對于超越三大陷阱都具有重大意義。

    民主黨傳統和特朗普政府遺毒并存

    大公報:拜登上任前幾周,特朗普繼續打壓中國還是沒有停步,包括擬讓美國駐聯合國代表訪臺,蓬佩奧發推宣布美將停止美官方在與臺灣接觸上限制。這一切是否會對拜登上任對華政策束縛手腳,拜登對華政策取向與特朗普有怎樣的差異?在大變局和世界力量再平衡背景下,請預測拜登對中美關系基調如何定位?

    徐堅:特朗普政府這4年對華政策幾乎是把中美關系基礎破壞殆盡。特朗普本人,以及班子成員,尤其是蓬佩奧無所不用其極。最近這一個來月、任期結束前所做的這些事情更走極端。我個人認為,他們這樣做很大程度上恐怕是想給拜登政府挖坑、制造難題,在中美關系上給拜登政府制造一個更加難以收拾的爛攤子,這個意圖應該是很明顯。

    拜登政府上來后他會知道怎么做,怎么去處理前任給他挖的這些一個又一個大坑,確實有很多不確定性。我的看法是,一方面,拜登政府的對外政策特別是對華政策既不會是奧巴馬政府對華政策的簡單延續,當然也不會是特朗普對華政策的延續,這點可以肯定。但另一方面,他的對華政策至少在短期內又一下子很難完全擺脫奧巴馬政府某些遺產的影響,特別是民主黨涉外政策強調意識形態,強調價值觀的影響。同時也很難一下子擺脫特朗普主義遺毒的影響。特朗普走了,但特朗普主義的影響還在。比如說特朗普在中美貿易戰期間,單方面采取了很多無理措施,拜登上臺后不會馬上取消相關措施。

    怎么看中美關系的這個基調?我想如果非要做一個比較明晰的界定,從歷史縱向去看,可以把建交后的中美關系大致分成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就是中美建交到金融危機,甚至是再往后推,到奧巴馬政府第一任期結束,接觸是總基調。用美國人的話說叫接觸為主,遏制為輔。因為美國想通過把中國納入美國主導的國際體系,以此來改變中國,演變中國。這是這個階段美國對華政策的主基調。

    第二個階段:序幕大概應該是在金融危機以后或者是奧巴馬第二任開始,巔峰應該是特朗普。特朗普認為美國第一階段演變中國的政策完全失敗,班農等人對此講得很直白。特朗普對華政策轉向了全面遏制甚至是走向對抗。奧巴馬政府第二個階段已經開始強化遏制,但到特朗普這一任大幅升級。

    第三個階段:拜登政府對華政策很可能出現一種競合態勢(co-petition),就是以競爭為主,加一定程度合作。這種態勢與前兩個階段的態勢有區別,因為競爭和遏制、對抗可以有質的差異,尤其是良性競爭關系。隨著中國國力的上升,美國對華選擇這種競合策略可能性比較大,主要注意力放在加強對華競爭甚至一定程度的遏制,同時也不排除跟中國保持一定程度的合作。

    觸碰臺灣問題底線將嚴重損害中美關系的政治基礎

    大公報:涉及中國核心利益,特別是臺灣問題,兩國應采取何種管控方式呢?在中國政府推進統一的關鍵期,于我有利的戰略態勢如何塑造?

    徐堅:臺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是中美關系最為敏感的問題,也是最重要的核心問題。中方應以適當方式讓拜登政府明白,臺灣問題對于中美關系來說是涉及全局的,這里邊沒有什么玩火和游戲空間。如果美國在臺灣問題上不回到三個聯合公報,繼續試圖像特朗普政府那樣突破底線,將是極其危險的。從力量對比上講,跟40年前相比,在解決臺灣問題上,不管是用和平手段還是以非和平手段,我們的能力都是今非昔比。

    從拜登及其團隊對中國的了解來說,明白上述情勢應該沒有困難。如果明知故犯,我覺得中國大陸完全可以不需要理會美國的態度,可以借鑒當年處理香港問題時中英談判的經驗,不再同美方談論臺灣問題,可以完全按照我們自己認為合適的方式解決臺灣問題。

    中方可三管齊下釋放善意推動轉圜

    大公報:王毅國務委員兼外長近期幾次談到中美關系均表達了合作意愿,顯示了中方理性和成熟。在與拜登新政府打交道時,您認為中方能在雙方關系轉圜中有哪些主動作為?

    徐堅:一段時間以來,中方一方面對于特朗普政府對中美關系采取的一系列破壞性舉措進行了堅決斗爭,另一方面,也從穩定中美關系大局出發,以多種方式在各個層級做出了善意表態。這反映出中國政府處理中美關系持有的理性、境界和大度。拜登政府上臺以后,中國政府肯定會繼續就改善和穩定中美關系做出積極努力。就具體方式而言,可以三管齊下:

    一是加強合作,就前面提到的合作潛力比較大的那些領域提出一些合作倡議,希望得到美國的積極回應。

    二是管控分歧,特別在安全、人權、經貿等問題上通過對話積極化解和管控分歧。

    三是在戰略層面上增進互信,從戰略上和哲理上加強溝通,讓美國明白中國無意取代和挑戰美國在國際體系中的地位,雙方雖然社會制度和發展道路不同,但在維護世界和平與發展方面擁有廣泛的共同利益,應該增進互信,加強合作。

    特朗普政府任期內,中美各個層級的對話協調機制基本都癱瘓了?,F在應該考慮逐步恢復或創新有關雙邊溝通機制。還可以在多邊層面上就共同感興趣的議題加強對話溝通,共同引導多邊機制向著有利于全球共同利益的方向發展,形成實質性的多邊合作成果。例如重新啟動實際上已經癱瘓的世界貿易組織的功能,以及在世界衛生組織框架下加強全球防疫合作等。

    總之,務實舉措與頂層設計可以同時并舉,以多種方式推動中美關系實現積極轉圜。

    此一時彼一時中國多邊走出先手棋

    大公報:拜登也在上任前發出信號,帶領美國重返國際多邊體系,聯合盟友制衡中國,中國對外開放戰略可以進一步采取哪些應對措施?

    徐堅:我覺得他的這個想法付諸實施的可能性存在,但成功的可能性不大。因為他面臨的制約因素很多。美國想拉西方集團孤立中國,時機不佳?,F在很多重大多邊場合,我們中國都走出了先手棋,現在態勢實際上是對中國更加有利,對美國更加不利。比如去年我們簽訂的RCEP,這個世界最大的多邊貿易機制,簽署的意義就是在亞太地區,特別是在東亞地區,美國再想拉日本、韓國搞一個針對中國的機制,不太可能,美國很難找到抓手,也找不到自己的定位。

    中國已經表態對CPTTP持積極態度。特朗普一上臺就退出了TPP的談判,拜登上來很可能不排除重新考慮加入,但其實在RCEP基礎上,雙方加入CPTPP面臨的機會應該是差不多的。美國已不具備奧巴馬時代那種借此孤立中國的主動地位,因為當時TPP談判是由美國在主導,而我們還沒考慮好是否加入TPP。我們目前積極與TPP相關成員國談判,所以這一塊我們相對來說可能所處的地位比美國更加主動。

    再就是對歐洲,去年底中歐投資協定完成,美國再想拉歐盟幾十個成員國孤立中國、搞統一戰線就很難了。

    經貿摩擦氣氛緩和技術脫鉤難以根本逆轉

    大公報:就經貿和技術脫鉤來講,您怎樣預判拜登任內中美脫鉤?您認為中美關系中哪些問題會有所緩和?譬如:留學生問題和民間交流等。

    徐堅:經貿和技術脫鉤的問題可能會有所緩和,但經貿領域的摩擦競爭不會一下全面消失。拜登政府從他個人到他的班子,在經貿問題上,可能會更加理性。當然,更加理性對我們來說未必就好。他的一些做法和措施可能會更加專業,從經濟學角度看,對中國不一定是好事,但是從氣氛上來講,這意味著美國可能不會一味強化貿易戰,中美關系的氛圍會有所緩和。高技術脫鉤大的趨勢可能還會繼續,我們要有足夠的心理準備。

    從民間交流、留學生教育這些方面來看,有可能經過共同努力、雙方加強溝通,使形勢得到一些緩解,但是要回到10年前那種形勢不太可能的。這是我的基本看法。

    對港政策行動能力有限

    大公報:拜登在香港問題上會制定什么樣的對港政策,會取消特朗普政府所采取的對港制裁嗎?

    徐堅:民主黨傳統比較強調人權價值觀,所以對特朗普政府針對香港問題采取的一些無理措施,他未必會馬上取消,恐怕我們期望不能太高。但是香港問題,無論從政治還是經濟層面,大勢和大局已定,這不取決于美國的政策如何。中央政府有決心有能力把控好香港的政治穩定,同時保障香港經濟的繁榮穩定。拜登政府面臨著很多國內政治的掣肘,這也是這一屆美國政府的特點,很分裂的嚴重政治危機。所以他在這些爭議比較大的問題上行動能力是比較有限的。

    駕馭好中美關系事關民族復興

    大公報:有預測中國2030年中國經濟總量超美,不久前英國智庫預測2028年超美,無論怎樣,中國在十年左右時間超越美國都將是一個可以預期的趨勢。您曾在文章中提到,美國因素是中國崛起與民族復興繞不開的最后一道坎,如何妥善駕馭中美關系面臨的風險和挑戰,是新時代中國特色大國外交面臨的最大考驗。在夯實中國實力的戰略選擇方面,您有何建議?

    徐堅:中國經濟總量超越美國,這是可以期待的,至于說具體時間是2028年還是2030年還是2032年,不同預測在時間節點上雖有所差異,但從大的趨勢來看,應該是沒有疑問的,也是很正常的。因為中國的人口是美國的4倍,即使是總量超美,人均GDP也才僅僅是美國的1/4。從發展水平來看,跟美國相比,還有很大差距。

    即便到2035年我們實現了十九大提出的相關發展目標,我們也僅僅達到一個中等發達國家水平,跟美國作為高度發達的超級大國相比,發展水平還是有很相當大差距。這一點要有理性的認知。

    但另一方面,總量上超越美國,有它的意義。意義在哪里呢?那就是作為一個國家,復興和崛起的過程中,達到一定規模以后,特別是總量超過美國以后,對方要想硬來阻止你,遏制你的發展,他就更加困難,就更加難以做到,因為我們市場更大了,在世界的影響力也更大了,美國要想硬來,就擋不住了。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中國如何處理好民族復興和中美關系,確實很重要。如果處理好中美關系,比較順利地走到了2030年,走到了2035年,我們的經濟總量超過了美國,現在中美之間很多問題就不再是問題,或者不再是那么大的問題,不再是那么難以解決了。

    反過來說呢,如果說中美關系在這一段時期里頭出現了大的問題,甚至是沖突,甚至是正面的對抗,那這種形勢對雙方來說就是非常嚴峻的,中華民族復興的步伐和速度會受到沖擊和遲滯。

    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一定要從戰略高度把握中美關系,要把它提高到民族復興大業的高度去看待,要認識到時間站在我們這一邊,中華民族復興大勢是不可逆的。我們只要能夠有一個相對和平穩定的外部環境,就一定能夠不斷接近并最終實現民族復興的偉大目標。

    在祖國民族復興大業與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交融時期,我們要始終保持一種理性的包容的態度去看待國內外形勢和中美關系。首先是做好自己的事,然后是進一步擴大改革開放的戰略,不斷適應世界多極化進程,按照我們自身能力為世界多做貢獻,穩定中美關系,維護和營造我們民族復興的重要戰略機遇期。

    徐堅簡介:

    徐堅,現任外交學院院長兼中國外交培訓學院院長,1993年獲英國布里斯托大學國際政治專業哲學博士學位,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長期從事國際戰略、國際安全、大國關系、中國外交等領域的研究工作。曾任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團參贊、中國駐俄羅斯大使館公使銜參贊、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學術委員會主任、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副院長。

    責任編輯:李孟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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