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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粵港澳大灣區在國家發展大局中的杠桿效應

    2021-06-10 13:52:23大公網 作者:賈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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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2017年7月簽署《深化粵港澳合作 推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到2019年2月制定《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用了不到2年時間,而且后續支持政策不斷。大灣區建設的高效率既反映了我國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顯著優勢,以及令人驚嘆的“中國速度”,也表明改革開放以來形成的國內經濟結構,到了目前階段亟需轉型升級,以應對國內國際形勢變化帶來的挑戰。那么,粵港澳大灣區在國家發展大局中發揮什么作用呢?

      從國內來看,經過40多年的發展,我國經濟出現了一些新特點。第一,現在是世界上唯一擁有全產業鏈的國家,也是制造業第一大國,但是企業創新力不足,不少產業處在“微笑曲線”底端,面臨各類“卡脖子”問題。第二,2010年以來,經濟增長率持續降低。例如,1978-2010年的年均經濟增長率為9.5%,而2011-2020年降為5.1%。在這種形勢下,習近平總書記于2014年首次提出“新常態”。第三,人口紅利逐漸消失,老齡化壓力日趨增大。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與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相比,15—59歲人口的比重下降6.79%,60歲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5.44%,65歲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4.63%。

      從國際環境來看,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不穩定性不確定性明顯增加,單邊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對國際分工和國際貿易體系構成了嚴峻挑戰,特別是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廣泛深遠。這樣,改革開放以來形成的市場和資源“兩頭在外”及其“世界工廠”發展模式,面臨研發和市場兩端的擠壓,競爭壓力陡增。在這一背景下,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明確提出要立足國內大循環,以國內大循環吸引全球資源要素,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

      在這樣的國內國際形勢條件下,粵港澳大灣區將承擔起類似1980年5月深圳特區成立時的使命。在當時的經濟條件下,很難設想這樣一個改革,掀起了我國歷史上最波瀾壯闊的經濟改革歷程,并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經濟奇跡。事后觀察,經濟特區的建立,實際上是在現有的制度框架下,進行的一項增量改革,通過發展非公有制經濟,調動了人們的創業積極性,催生了一批優秀的企業,而民營經濟的發展對國有企業產生了很強的示范效應,推動了國有企業改革,由此撬動了我國的改革開放和經濟起飛奇跡。

      經過40余年的發展,各項制度日趨完善,社會經濟進入了一個相對穩定和確定的狀態。但是,經濟體系的利益固化和創新不足也開始顯露。在這個意義上,當前我國經濟所面臨的挑戰和40余年前十分相似,都亟需找到發力點,突破既定的發展路徑和發展框架約束。也就是說,建設粵港澳大灣區,其實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嘗試,進一步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培育發展新動能,實現創新驅動發展,塑造新產業優勢,推動產業結構升級。

      從現實來看,粵港澳大灣區的確具備這種杠桿效應。第一,港澳獨特優勢和廣東改革開放先行先試優勢,將提供豐富的改革經驗和穩定的發展環境;第二,粵港澳大灣區擁有雄厚的經濟實力,如與紐約灣區、舊金山灣區、東京灣區相比,粵港澳大灣區的經濟影響力位列四大灣區之首;第三,粵港澳大灣區是我國經濟創新活力最強的區域之一。

      “歷史不會簡單重復,但總是壓著同樣的韻腳。”有理由相信,這片只有5.6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對內能夠形成經濟聯動效應和制度改革示范效應,推動全面深化改革,牽引新時代的改革開放;對外對接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支撐“一帶一路”建設,構筑金融和創新樞紐,探索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再現和超越深圳特區的奇跡。

      (本文作者系添翼數字經濟智庫副院長,北京語言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副院長,副教授,碩導)

    責任編輯:陳運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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