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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入分配改革的海外經驗

    2021-08-22 04:23:35大公報 作者:李靈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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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次分配”成為市場近期焦點,各類解讀紛至沓來。事實上,早在2019年的四中全會就曾提及“重視發揮第三次分配作用,發展慈善等社會公益事業”,明確“第三次分配”將成為中國收入分配改革的一種新的補充形式。而去年12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再次表述:把“完善社保,優化收入分配結構,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扎實推進共同富裕”作為擴大消費最根本的途徑。

      須承認的是,盡管在后疫情時代中國經濟復甦領先全球,但內需與外需的“剪刀差”卻在持續擴大。去年中國成為全球唯一實現增長的主要經濟體,依靠的是出口貿易的拉動,但消費數據錄得負增長。

      從歷史數據來看,內需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持續提升,其中更多是由于投資增速下滑導致內需“被動式”增長。橫向對比,目前內地居民消費率為50.68%,遠低于韓國的60.40%及日本的59.12%。

      為什么會出現這一情況呢?貧富分化程度加劇,或成為中國內需長期欲振乏力的關鍵所在。中國2019年的基尼系數為0.465,遠高于日本1982年的0.34。根據凱恩斯的“邊際消費傾向遞減”理論,高收入人群的支出占比中,投資比例較高,而消費比例較低;低收入人群則更多將收入用于消費。也因此,優化收入分配結構、增加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可有效提振整個社會的內需。

      不僅如此,一個國家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往往也取決于收入分配改革的是否成功。從各國實際轉型經驗看,以墨西哥為代表的拉美國家也曾一度邁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卻因未及時進行收入分配改革,使得社會底層未能分享到發展紅利,經濟增長最終也難以為繼;而日、韓等東亞國家在邁向發達國家的歷程中,經歷了長達十馀年的收入分配改革,縮小貧富分化,擴大中產階層數量,進而分別在20世紀70年代與90年代形成全社會消費率趨勢上行的拐點。

      1960年,日本出臺為期十年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一是全面提高居民收入來保證穩定的消費需求;二是通過引導企業結構、市場結構和產業結構完善和升級,滿足國內需求增長之余,也保持了出口的長期競爭力,解決了長期相對穩定的外需問題。

      韓國則是通過20世紀70年代的“新農村運動”和80年代末期出臺的《最低工資法》,通過大力促進普通居民收入增長,并提供現金或實物補貼等方式,為低收入者提供居住、醫療等救助,同時采取一系列減稅、降低公共事業收費等措施,使得消費率持續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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