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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紀錄片《一份報紙的抗戰》 與大公報抗戰新聞史的影像構建

    2021-06-17 13:13:00大公網 作者:王文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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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 王文韜

      十四年抗戰對于中華民族走向現代社會具有極為重要的影響。“經過抗日戰爭,中國的國民心理發生了顯著的變化,最突出的是兩個方面:一是民族意識的覺醒,二是愛國主義的增強。”自“九一八事變”后,創建于1902年的《大公報》全力投入抗戰新聞報道,十四年里,創造了輝煌業績。1941年5月,美國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授予《大公報》“最佳新聞服務獎”,其頒獎詞稱: “在中國遭遇國內外嚴重局勢之長時期中,《大公報》對于國內新聞與國際新聞之報道,始終充實而精粹,其勇敢而鋒利之社評,影響國內輿論者至巨。”而在1931年至1941年,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尚未匯成巨流,在東亞戰場,中國孤軍奮戰抵抗日本侵略長達十年?!洞蠊珗蟆?941年獲得重要新聞獎項,預示了全球輿論環境轉變,也側面證明了中國抗戰對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聯盟的形成具有積極推動作用。

      以上就是我們創作紀錄片《一份報紙的抗戰》的出發點。它包含著兩層含義:一是如何從新聞史的角度認識抗戰對中華民族“國家意識”“國族意識”的塑造,二是如何從新聞輿論的角度,認識中國抗戰對國內和國際兩方面的影響。

      一、立足《大公報》抗戰新聞史

      以下簡要敘述紀錄片《一份報紙的抗戰》的新聞史理論與文獻基礎。

      紀錄片《一份報紙的抗戰》共策劃制作六集,其1-4集的分集名稱分別為:《明恥教戰》、《中國西北角》、《迂回在生死線上》、《我們割稻子》,講述了1931年九一八事變以來,至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中國十年抗戰的重大歷史事件進程及其影響;其5-6集的名稱分別為:《銀風箏下的記憶》、《日本投降矣》,講述了1941年-1945年中國民眾、軍隊、政府和新聞記者對于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參與和見證。這個敘事框架,既吻合中國十四年抗戰及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發展趨勢,也符合當年《大公報》編輯部在新聞實務工作中的側重點和編輯部視野。

      第一,新聞即歷史

      從現代新聞傳媒的特征入手,新聞具有真實性、準確性和接近性,因此,新聞報道本身就具備歷史記錄的價值。而《大公報》秉承的新聞觀,是自維新變法以來,近代一些史學家、報人和政治活動家始終強調的觀念,其核心就是“新聞即歷史”。如譚嗣同在《湘報·后序下》中說:“新會梁氏,有君史民史之說,報紙即民史也。”梁啟超在《敬告我同業諸君》一文中指出:“ 西哲有言:‘報館者現代之史記也’。故治此業者不可不有史家精神。”至李大釗,則專門就新聞與歷史的關系進行了論述,其在《報與史》一文中指出:“報的性質,與紀錄的歷史,尤其接近,由或種意味言之,亦可以說‘報是現在的史,史是過去的報’。”1926年,新記《大公報》提出了“不黨、不私、不賣、不盲”的“四不主義”,延續了“文人辦報”、“史家辦報”的近現代傳統,其新聞社會責任理念的形成,并不是偶然和孤立的現象。

      紀錄片《一份報紙的抗戰》第一集以《明恥教戰》為題,敘事的主要事件是自1932年1月起,連載了兩年半的時任大公報編輯部主任王蕓生撰寫的《六十年來的中國與日本》專欄。該專欄實為一項歷史研究,作者運用了檔案、文獻等材料,梳理了自1871年《中日修好條規》以來兩國外交關系的變化,“不加剪裁,純任文獻自身說明真相”。在“九一八事變”爆發、東北淪陷的歷史背景下,這項“舊聞”整理,產生了非常重大現實的影響——揭示出日本對侵略中國是長期蓄意,且由來已久。

      《大公報》秉承的新聞史觀影響深遠。如,在《大公報》工作過的徐鑄成先生說:“歷史是昨天的新聞,新聞是明天的歷史”。改革開放以來,國內新聞界為彰顯新聞的客觀性和真實性,多次提出“今天的新聞就是明天的歷史”,繼承發揚前輩“新聞即歷史”的觀念,強調新聞的社會責任擔當。

      為了進一步突出“新聞即歷史”,紀錄片《一份報紙的抗戰》第二集《中國的西北角》著重講述了中國調查記者的先驅——范長江先生對于抗戰大后方中國西北地區的深度調查報道——《中國的西北角》和《塞上行》。該報道是范長江先生歷時一年多調查采訪形成的系列通訊,真實還原了當時中國西南、西北地區的時局狀況,報道涵蓋了各地從社會上層至底層的各色人物,深入透徹地分析了當時存在的社會問題和社會矛盾,對于中國抗戰方略的形成產生了重要影響?!吨袊奈鞅苯恰泛汀度闲小凡粌H具有社會史記錄和影響時政的分量,還以切身的觀察,從“民史”的角度,如實公開報道了中國工農紅軍和長征的情況,既讓當時的人們獲得了對紅軍的正確認識,也以第一手采訪構成了有關紅軍和長征的寶貴歷史文獻。范長江先生為國統區第一位在延安采訪毛澤東的記者,積極參與“西安事變”解決,參與創辦了“中國青年新聞記者協會”,以其對于“新聞即歷史”的深刻理解和對歷史事件的深度參與,成為新中國新聞事業的奠基人和開拓者之一,在新聞史上留下了重要一筆。

      紀錄片《一份報紙的抗戰》第三集《迂回在生死線上》,是對一系列戰地記者和戰場新聞報道的回顧,通過戰場尋訪、情景再現、歷史圖片等,再現戰地記者所記錄的抗戰細節,讓觀眾通過新聞回到“現場”。就新聞記者的戰場報道與官方后來披露的文件、檔案、電文和情報等對比而言,戰地記者的現場報道偏重于“民史”的角度,其特點是注重對戰爭中的普通人、特定的場景、戰爭細節的描述,“所見即所得”,往往不足以支撐對戰爭全貌或某個戰役的全面描述,然而,唯其細節的真實,卻往往彌補了官方材料的粗疏,給人們留下有關戰爭的真實記憶。在這個意義上,紀錄片《一份報紙的抗戰》關注戰地記者故事,突出戰場新聞的價值,填補了以往抗戰史研究的空白。

      對于戰地記者的責任價值,大公報總編輯張季鸞當時這樣說:“國家民族的境遇,戰地記者看的最清楚,軍民做犧牲,城鎮成焦土。諸君在敵人炮火中,在戰士血跡上,認識了國家,認識了民族,也認識了自己。這種鍛煉,是有無上價值的。”從國家與民族的角度來認識自己,從歷史的高度來衡量和要求新聞工作,從而使易朽的“新聞”延續了“史家精神”。這就使得紀錄片《一份報紙的抗戰》具有良好的創作基礎——我們忠實于過去的新聞報道,“純任新聞報道自身說明問題”,以此形成了《大公報》抗戰時期新聞史影像構建的基礎。

      第二,新聞即態度

      實際上,新聞媒體也具有針對性、時效性和顯著性的特點,具有極強的時事特征和現實意義,并不僅僅是“為歷史而新聞”??梢哉f,任何新聞媒體都是“有態度”的。這些態度,經常集中體現在新聞媒體所刊發的議論、評論、社論以及所推崇的文藝作品等方面。

      抗戰時期,《大公報》秉承“文人辦報”傳統,自覺地將“新聞抗戰”、“文藝抗戰”融入到“文化抗戰”的洪流中,體現出高度自覺的民族意識、愛國情懷和不息的戰斗精神,雖然遭受戰亂影響,數易館舍,但發行量不減反升,成為抗戰時期國內發行量最大的一份報紙。這進一步說明,《大公報》所彰顯的這些“態度”,同時也是抗戰時期國民的主流心理和精神之所系。

      紀錄片《一份報紙的抗戰》通過對1931年-1945年《大公報》刊發重要言論的梳理,揭示出十四年抗戰中普通民眾所經歷的心路歷程。1931年底江橋抗戰失利后,張季鸞撰文道:“黑龍江不保,是全體國民的責任,馬將軍沒有罪過。雖然中國今天處在最危險的時刻,但有一個絕對前提:外患必御,國土必守。歷史上亡國的事情多了,但斷然沒有拱手揖盜的。”1933年1月長城抗戰爆發,《大公報》評論說:“日本的宗旨,是讓中日兩國同毀同盡。華北軍民,只有背水一戰,為國家民族爭人格,為子孫后代留生路!”1937年12月淞滬抗戰失利后,《大公報》評論說:“我們是報人,生平深懷文章報國之志。在平時,我們對國家無所贊襄,對同胞少所貢獻,深感慚愧。到今天,我們所能自勉兼為同胞勉者,唯有這三個字——不投降!”及至1941年,《大公報》固然已獲得了美國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的年度“最佳新聞服務獎”,然汪偽投降、日軍轟炸、國際孤立,中國抗戰內憂外患困難重重,8月,王蕓生撰寫了一篇小文“我們在割稻子”,用生動有趣的行文,體現了峰回路轉、抗戰必勝的信心。紀錄片《一份報紙的抗戰》第四集《我們在割稻子》正是用這樣一個細小的切口,對相持階段抗戰的復雜進程進行講述,展現了汪偽的投降、蔣幫的無能、民眾的決心以及中共的努力等多個側面。

      作為報紙重要言論陣地的副刊,在影片中也得到認真梳理。紀錄片著重梳理了《大公報》香港版和桂林版——共兩處報館的副刊,對當時的“抗戰文藝”、“抗戰文化”進行挖掘,以揭示當時民族精神意識和民族文化心理的巨大轉變。

      第三,新聞即影響

      同樣的,新聞報道以其公開性、開放性和廣泛性而對社會歷史進程產生極大影響,作為抗戰時期全國發行量最大的一份報紙,《大公報》對國內影響巨大,在國際范圍內,又如何順應了中國抗戰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局勢發展,對提高中華民族的國際地位做出了哪些貢獻?紀錄片《一份報紙的抗戰》以兩集的篇幅側重講述了《大公報》的國際報道和國際影響。第五集《銀風箏下的記憶》從空戰、延伸到打通滇緬路、派出遠征軍,講述了中蘇、中美、中英在不同時期的作戰協同,揭示中國抗戰對反法西斯戰爭同盟形成的推動作用。第六集《日本投降矣》對太平洋戰爭主要經過、日本投降情況和戰后國內外形勢變化進行新聞回顧,體現了中國媒體對國際重大事務的參與和影響。

      十四年抗戰勝利,“開辟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明前景,開啟了古老中國鳳凰涅槃、浴火重生的新征程”,同時,形成了以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為核心的國際秩序和國際體系,為中國和世界的和平發展打下基礎。2015年,習近平總書記在《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中國人民將堅持同世界各國人民友好相處,堅決捍衛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成果,努力為人類作出新的更大的貢獻。”通過紀錄片《一份報紙的抗戰》回望,我們可以看到,這一影響迄今的“國際秩序和國際體系”,這一重大的“勝利成果”,乃是中國人民與世界各國人民共同贏得的,“九一八事變”以來長達十四年的抵抗,揭開了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序幕,開辟了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東方主戰場,“中國人民以錚錚鐵骨戰強敵、以血肉之軀筑長城、以前仆后繼赴國難,譜寫了驚天地、泣鬼神的雄壯史詩”。

      二、創新運用文獻紀錄片的影像手段

      視頻是一系列靜態影像的連續播放,因為形成了平滑連續的播放效果,所以又被稱為動態影像。紀錄片是視頻的一種常見類型,立足于真實生活,表達真實的故事。文獻紀錄片或者說文獻片(docudrama)與一般意義上的紀錄片(documentary )又稍有不同,后者是紀實性的紀錄,前者可以采用更為戲劇化的方式,來講述距離現實比較遠的故事。但文獻片(docudrama)并不包含虛構的元素,而是盡可能真實地記錄歷史。

      《大公報》的抗戰新聞史是一段距離現實比較遠的故事,在確保盡可能真實的情況下,怎樣才能得到戲劇化、藝術化的呈現?常用的手段無非包括對于歷史影像的收集,包括圖片、視頻及其他視覺元素,例如文件、檔案或其他材料,同時也會借助紀實性拍攝,在跨越時空后借助現實來想象并回顧歷史。當然,也少不了電影化的方式,例如,采用人物場景再現或故事情景再現。

      本片講述的對象是《大公報》,是一份報紙,而報紙以其版面、文字和圖片,表現為十分典型的靜態圖像特征,這就給這部紀錄片的創作帶來了挑戰。紀錄片《一份報紙的抗戰》必須以平面化、靜態化的報紙為故事主角,講述一個連續的、平滑的、動態的故事。要完成這樣的影像構建,就必須深入地分析報紙的版面語言,了解版面的構成、編輯思路,以及其平面組合形式所產生的暗示和影響。同時,必須對一篇文章或一部作品的編者、作者、讀者和作品本身進行分析。通過對依托報紙版面所形成的立體化的人物關系的解讀,來形成符合實際的戲劇化敘事。

      因此,本片通過對不同人物關系的挖掘,借助不同影像手段,立足報紙及其作品,展示了豐富多彩、波瀾壯闊的生動歷史。

      第一,突出新聞作品及其作者

      在紀錄片《一份報紙的抗戰》中,新聞刊發在《大公報》上,其作者往往體現了超出新聞作品之外的動機、經歷和閱歷。這構成了紀錄片的第一重影像元素——作者的元素。影片涉及的作者包括很多著名記者和編輯:張季鸞、王蕓生、范長江、孟秋江、陸怡、方大曾、張高峰、蕭乾、呂德潤、朱啟平等,他們均出現在歷史現場,留下珍貴記錄。這些記錄(文字或圖片)與他們的創作動機、經歷和閱歷一起,組成了更為立體、更為豐富的歷史。影片對這些人物,采用人物傳記類紀錄片的形式,以其本人照片、訪談、回憶等為主要手段構建完成。

      第二,突出新聞作品及其表現對象

      具有一定影響力的新聞作品,即便是短篇,也往往記錄了極其復雜的人物事件和情境。借助真實的影像資料,來完整復原作品的描述基本上沒有可能。然而新聞作品所記錄下來的個別歷史細節,依然有可能借助真實影像得以再現,例如一次飛行、一次轟炸、一場戰斗或一次行軍,這就是需要我們收集大量的影像資料,依托這些影像資料與新聞作品進行比對,從而找到影像敘事的切入口。例如,在紀錄片《一份報紙的抗戰中》,1930年代,一架容客型飛機從北平首飛新疆,開辟了中國的西北航線,讓《大公報》總編輯張季鸞眼前一亮。他寫道: “國民記取!西北交通完成之日,即國家基礎鞏固之時……當此外患憑陵,國幾不保之日,而見飛機由北平飛新疆,此誠中國前途之一大暗示。”我們就必須要找到反映當時西北航線的歷史影像資料。幸運的是,大量資料收集最終幫助我們巧妙完成了對新聞作品的內容解讀。在這一方面,適當的電影化“情景再現”和紀實尋訪也是必要的。

      第三,突出新聞作品及其影響

      重大新聞作品對讀者產生一定影響,既可能是當時的,也可能是很久以后發生的事實。這一方面就需要借助新聞學的分析,在新聞作品與歷史事件、社會輿論和思潮變化、乃至人的普遍行為之間建立聯系。在恰當的分析基礎上,借助歷史影像和現實采訪加以強化完成。

      第四,突出新聞作品及其版面

      最重要的是,新聞作品與刊發它的報紙之間發生了什么樣的關系?涉及到編輯與作者,報紙與讀者,涉及到報紙要傳達的價值和影響,這就需要深入分析報紙的編輯思路和版面語言。在紀錄片《一份報紙的抗戰中》,我們收集和整理了《大公報》抗戰時期的上千份版面,涵蓋了影片所有講述的每一部新聞作品(包括新聞、通訊、評論和副刊等),依據報紙的編輯特征,注意突出新聞作品所在的版面、版位,以及主標題、引題、副標題、引文、小標題、圖片及說明等,以此強化報紙版面語言對讀者的影響力和感染力。

      實際上,這也成為《一份報紙的抗戰》比較成功的一次影像創作嘗試:我們最終借助了上千份報紙版面,將不同的新聞報道、不同的作者、不同的新聞故事,薈萃在統一性很強的影像形式中,突出體現了報紙新聞報道對讀者和受眾的廣泛影響。這個形式,簡而言之,就是報刊組版過程和閱讀過程的動態化展現——借助三維技術,將平面化的靜態報紙,轉變為三維、立體的動態報紙。讓所有的故事在三維、立體的動態報紙版面之間展開穿梭,從而在盡可能真實的情況下,實現統一性極強的戲劇化和藝術化的呈現。

      在實現這部影片的過程中,經歷了千難萬險。我們組織了六個攝制組,在全國各地包括香港,以及日本、英、法、俄羅斯、緬甸等國拍攝,耗費了近兩年時間。所幸的是,它得以在眾人的幫助下完成并有了自己的身份證(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理論文獻審字【2015】第47號)。在央視等平臺廣泛播出后也取得了不錯的成績。愿這部紀錄片在中國新聞史上留下一筆。

     ?。ㄗ髡撸和跷捻w 大公報社長助理、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北京新聞中心總編輯、大公網執行總裁兼總編輯 ;紀錄片《一份報紙的抗戰》總策劃人、總制片人。)

    責任編輯:李孟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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