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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界宗師張季鸞

    2018-06-12 14:17:33大公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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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位報人用他手中的一支筆影響了時代,毛澤東說他“士林矜式,功在國家”,蔣介石稱他為“一代論宗”,作為一名報人獲得諸多如此高的評價,這在中國現代新聞史上無人比肩,他就是被周恩來譽為“報界宗師”的張季鸞……—紀錄片《報界宗師張季鸞》
     
    張季鸞
     
     
    張季鸞(1888~1941),名熾章,陜西榆林人,系“近代陜西三杰”之一(另兩杰為大書法家于右任,水利科學家李儀祉),中國新聞家、政論家。曾擔任孫中山先生的秘書,是新記《大公報》的創始人之一,堅持以言救國,贏得各界人士的一致贊賞。
     
     
    榆林季鸞公園鳳凰閣
     
    位于陜西榆林季鸞公園鳳凰閣一樓的張季鸞紀念館,開放于2016年8月16日,建筑面積400余平方米,序廳以民國歷史為背景,用張季鸞的人物浮雕對其精神風貌加以展現。展室則以張季鸞的一生為主線,包含「多舛身世飄萍學子」「新聞報國兩陷囹圄」「文人論政大公立言」「關注蘇區報道中央」「團結抗戰功在國家」等板塊。
     
     
    紀念館內的張季鸞銅像
     
    紀念館簡約大方、古樸典雅,用實景再現等方法展示張先生的一生,傳統資料和現代技術的相互應用,讓人們對張季鸞先生以及中國近現代新聞事業有了更深刻的認識。紀念館一經開放,便吸引了各界名流、遠近居民前來參觀、瞻仰,追憶這位“報界宗師”。
     
     
    紀念館內的展板與文物
     
    作為著名的新聞家、政論家、中國報人的杰出代表,張季鸞生前有一副文人的錚錚傲骨,敢說敢言。1926年,與吳鼎昌、胡政之合組新記公司接辦《大公報》后,主持《大公報》筆政15年之久,撰寫稿件千余篇,直至生命最后一刻。今天,我們再一次與大家一同回顧報人張季鸞的“報業人生”。
     
    心憂家國,明恥教戰
     
     
    理論文獻題材紀錄片《一份報紙的抗戰》海報
     
    張季鸞早年留學于日本,這一特殊履歷令他對日本的國策、軍情,都有相當的了解,且他“知日而不媚日”。加之長期積累的扎實學識、文采斐然的盤盤大才,使得他對于時局的把握與洞悉,往往有著獨特的視角及超常的敏鋭。張季鸞留學日本的第二年秋,他隨同張贊元、張立卿、趙其襄等協助井勿幕,在日本東京郊區明明社創建同盟會陜甘分會,成為第一批陜西籍同盟會會員。在日期間,張季鸞利用課余主編倡導革命的《夏聲》雜志,這成為他新聞救國的開端。
     
     
    青年時期的張季鸞
     
    在九一八之前,張季鸞從“朝鮮慘案”、“萬寶山事件”等一系列大事中已經察覺到日本對中國的野心。在1931年7月21日大公報社評《東北官民之重大責任》中,張季鸞呼吁在對待涉日事件上要密切關注,言行謹慎,他指出“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東三省官民,立于邊防之第一線,故每一個人皆有重大責任!”
     
    兩個月后,九一八事變爆發,大公報第一時間獨家報道了這一消息。張季鸞于次日便寫就社評《日軍占領沈陽長春營口等處》并于二十日刊登。當時國內輿論對于事變尚不甚明了,張季鸞則明確指出:“邇者國難方排山倒海而來,國力則已屆氣虛極弱之境……今則事實俱陳,炮火相迫,再不覺悟,更待何時?……哀悼死難同胞,警惕未來變局,舉國一致,以當大難。”
     
     
    《大公報》對九一八事變的報道
     
    九一八之后,《大公報》確立了“明恥教戰”的編輯方針:一是明恥,讓王蕓生梳理近代以來中國從日本所遭受的恥辱;二是教戰,創辦“軍事周刊”,向民眾普及軍事常識。七七事變后,《大公報》力主抗戰,表示“一不投降,二不受辱”,六易其館,輾轉于津、滬、漢、桂、渝、港等地,誓不在日寇鐵蹄下辦報一天。
     
    抗戰時期《大公報》六遷其館
     
    執筆三罵,斥蔣介石人生觀之謬誤
     
     
    新記《大公報》創始人張季鸞(左一)、吳鼎昌(左二)、胡政之(左四)合影
     
    在《大公報》的發刊詞《本社同人之志趣》中,張季鸞提出了“四不主義”的辦報方針——“不黨、不賣、不私、不盲”,彰顯了張季鸞主張辦一張經濟獨立、言論自由、客觀中立的報紙的思想,也成為他履行到生命最后的莊嚴承諾。有人評論說,“四不主義”是中國本土新聞專業主義理念初步形成的標志。

    《大公報》的“四不主義”
     
    張季鸞的報業生涯中,無數次用其筆尖貫徹了“四不”的新聞理念,有人說張季鸞是“以鋒利之筆,寫忠厚之文;以鈍拙之筆,寫尖銳之文”。其中最有名的,要數他撰寫的三篇被人稱之為“三罵”的社評。
     
    一罵吳佩孚有氣力而無知識,張季鸞在1926年12月4日的《大公報》社評《跌霸》中說:“吳氏之為人,一言以蔽之,曰有氣力而無知識,今則并力無之,但有氣耳。”酣暢淋漓,一語中的。二罵汪精衛好為人上,1927年11月4日的《嗚呼領袖之罪惡》中,指斥汪精衛“特以‘好為人上’之故,可以舉國家利益,地方治安,人民生命財產,以殉其變化無常目標不定之領袖欲。”
     
     
    吳佩孚(左)、汪精衛
     
    三罵蔣介石,這也是最為大家所熟知的。1927年12月2日,也就是蔣介石與宋美齡結婚次日,張季鸞寫了社評《蔣介石之人生觀》,斥蔣“人生觀之謬誤”,針對蔣介石“深信人生若無美滿姻緣,一切皆無意味”、“確信自今日結婚后,革命工作必有進步”的說法,指出“兵士殉生,將帥談愛;人生不平,至此而極”。蔣介石折服于張季鸞的出眾文采、端正人品,對其禮遇有加,視為“國士”,《大公報》也成了蔣介石從辦公室、到客廳、到廁所必備報紙。
     
     
    蔣介石與宋美齡結婚照
     
    不偏不倚、力主團結
     
    助解西安事變

     
    《大公報》對于陜北紅軍的報道
     
    在“四不主義”的方針之下,張季鸞始終堅守《大公報》獨立辦報、不趨炎附勢,尊重客觀實際,不偏不倚、力主精誠團結。三十年代初,在國民黨一片“剿共”聲中,張季鸞就派記者到紅區采訪。1930年4月11日《大公報》刊登了「紅軍紀律嚴明,百姓擁護」和「吃民間飯,每人還給五百錢」等消息。此后,還報道過紅軍英勇作戰、士氣旺盛的事跡。
     
    1934年6月,《大公報》附刊《國文周報》連連發表蘇區紅軍的政治、組織、經濟等方面的介紹文章,向世人告示,紅軍不是國民黨宣傳的“土匪”、“流寇”等。當時《大公報》記者范長江就是看了這些文章后,萌生到陜北、西北考察的念頭。經張季鸞首肯,范長江只身進行西北之旅,寫出《毛澤東過甘入陜之經過》、《從瑞金到陜北》、《陜北共魁劉志丹》等三十余篇通訊報道,由《大公報》連載,此舉使全國人民開始了解共產黨,了解紅軍長征,知道陜北有個毛澤東,一時范長江名聲大振。
     

     
    刊于大公報的范長江《動蕩中之西北大局》
     
    在回顧大公歷史時,常會談到在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中,《大公報》發揮的促進作用。西安事變發生之后,張季鸞憂慮國難當頭,事變可能引發內戰,不僅百姓再陷水火,更會削弱中國實力,給日本以可乘之機。于是在1936年14日至26日,張季鸞連續撰寫了四篇社評,18日發表的《給西安軍界的公開信》,是最著名的一篇。在這篇傳世之作中,張季鸞一方面對顛沛流離的東北軍將士寄予無限同情:“全國悲痛國難,你們還要加上亡家的苦痛”;另一方面用主要的篇幅奉勸“大家同哭一場!這一哭,是中華民族的辛酸淚,是哭祖國的積弱,哭東北,哭冀東,哭綏遠,哭多少年來在內憂外患中犧牲生命的同胞!你們要發誓,從此更精誠團結,一致的擁護中國。”刊載這篇社評的《大公報》,當即被國民政府翻印數十萬份用飛機空投西安軍界。

    張季鸞所寫之社評《給西安軍界的公開信》
     
    張季鸞的這篇社評,曉之以理,動之以情,言辭懇切。大公報老報人陳紀瀅曾回憶,“當時參加事變的幾位東北軍高級將領曾說:‘我們看了這篇社評,又激動,又泄氣。那篇文章說得入情入理,特別把東北軍的處境與遭遇,說得透徹極了,所以我們都受了莫大感動。’軍心渙散,將士轉向,不能不說與這篇文章有重要關系。”據張季鸞的兒子張士基回憶,1988年他在臺灣拜訪張學良,耄耋之年的張學良竟仍能背誦這篇社評。

    《大公報》對重慶談判的報道及社論
     
    鮮為人知的是,《大公報》還是國共談判的最早倡導者之一,早在1941年5月,張季鸞就在一篇社評中說到:“最好毛澤東先生能來重慶與蔣委員長徹底討論幾天,只要中共對于國家前途的基本認識能真實成立、一致諒解,則其他小問題皆不足障礙合作,而這種團結抗戰的新示威,其打擊敵人的力量比什么都偉大。”這個建議是在重慶談判四年前首次提出來的。
     
    臨終筆猶不綴,身后哀榮備至

    暮年張季鸞影像
     
    張季鸞暮年受疾病困擾,于病榻之上卻仍筆耕不綴。1940年,蔣介石命陳布雷寫一篇《告日本國民書》,陳推薦張季鸞執筆。張季鸞以日本風格及日文于病榻寫成,洋洋灑灑近萬言,蔣介石閱后一字未改,印刷后用飛機撒向日本主要城市。1941年5月,就在張季鸞于病況漸深之時,美國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將“最佳新聞服務獎”頒給大公報。頒獎辭中贊揚大公報“勇敢而鋒利之社評,影響國內輿論者至巨。”這一崇高榮譽,浸透著張季鸞的心血。

    1941年,大公報榮獲米蘇里獎,張季鸞(左五)、于右任(左三)在慶祝會上
     
    逝世前不久,張還堅持在病榻之上為大公報桂林版寫了好幾天的“重慶專電”。1941年7月7日,他寫下最后一篇社評《抗戰四周年紀念辭》,文中殷殷囑吁:“現在敵偽猖獗,江海沉淪,國恥日深,亟待昭雪,而戰時經濟之變動,需要吃苦者更多,故需要大后方及海外各界同胞一致努力者亦更切。”文章最后,張季鸞高呼:“全世界人類自由萬歲!”這是他一生所寫幾十萬字社評中的最后九個字。
     
    1941年9月6日,張季鸞在重慶病逝,走完了他淡泊寧靜而跌宕傳奇的人生歷程,他的辭世給當時的國共兩黨及社會各界帶來極大震動。社會各界紛紛發去吊唁,毛澤東主席特致唁電:“堅持團結抗戰,功在國家”,周恩來等的唁電稱其為:“文壇巨擘,報界宗師”,蔣介石致《大公報》社唁函曰:“季鸞先生,一代論宗,精誠愛國,忘劬積瘁,致耗其軀。握手猶溫,莒聞殂謝。斯人不作,天下所悲。”

    張季鸞公祭大會,靈堂中央為蔣介石題寫挽聯
     
    1941年9月26日,《大公報》舉行公祭張季鸞大會,蔣介石率孔祥熙、宋子文、張群、張治中、于右任、陳布雷等人吊唁。中共方面周恩來、董必武、鄧穎超等也前往吊唁。張的靈堂布滿鮮花挽聯,吊唁者從清晨至夜晚,達數千人。靈堂中央,擺放著蔣介石題寫的挽聯:“天下慕正聲,千秋不朽;崇朝嗟永訣,四海同悲。”當天,蔣介石簽署了國民政府“褒揚令”。次年4月29日,張季鸞靈柩歸陜,陜西各界三千多人在西安西郊迎接。9月5日,在興善寺舉行公祭張季鸞大會,這一天,西安全市下半旗致哀。

    蔣介石吊唁張季鸞
    落葉歸根,魂歸故里
     
     
    西安杜曲的張季鸞墓
     
    1942年,在公祭典禮之后,張季鸞的遺體被下葬在西安市杜曲鎮竹林村一座占地40畝的陵園中,當時,各界名流親臨追悼吊唁,陵墓周邊人山人海,發來吊唁的信電成堆成堆地摞著。據記載,當年的陵園占地40畝,背靠高山,兩側兩條水渠流淌,被譽為“天留佳壤,以待大賢”。
     
    文革之后,曾經遠近聞名的陵園幾乎徹底被毀,在僅剩的一片一畝見方的土坡上,張季鸞后人補立的墓碑,孤零零地立在叢生的雜草間,后來甚至在墓旁建立了養豬場和磚場,不僅令其后人傷心,也讓祭拜者愴然淚下。
     
     
    遷至榆林的張季鸞墓
     
    可喜的是,2014年8月12日,張季鸞先生的遺骸回歸了故里榆林,墓址在榆林城郊3000多畝的生態園林“季鸞公園”。如今,張先生的墓冢清新、寧靜、祥和,心懷崇敬的人不時來到這里瞻仰。

    張季鸞墓園前的張季鸞像與大公報浮雕
     
    張季鸞先生不僅是大公精神的淋漓體現、是中國報業的一段傳奇,更是“言論報國”的突出榜樣、后輩出版人永遠的學習楷模,其“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中國文人的愛國精神更待我們體會與延續。
    責任編輯:史亞會
    大公原創,未經授權不得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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