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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是我見/古爾納在香港的冷與熱\譚 凝

    2021-11-22 04:27:18大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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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非裔畫家Earle Richardson以正面的形象來描繪非裔勞動者,打破了西方對非裔的刻板形象。\作者供圖

      今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古爾納(Abdulrazak Gurnah)讓我想到香港。他出生于坦桑尼亞,成年后移居英國生活。坦桑尼亞先后曾是德國和英國的殖民地,因此“殖民主義”成為了他文學創作的一個不可避免的主題。諾貝爾委員會稱贊他的作品“以極大的同情心深入探討殖民主義的影響”。他本人也希望這次獲獎能喚起人們對殖民主義、后殖民理論的討論。然而在香港,古爾納的呼喚并沒有引起他所期望的反響。

      香港有些學者認為,古爾納屬于“冷門的移民作家”──這真是一個相當冷門的見解。按照古爾納對自己的定位,以及諾貝爾委員會對他的評價,他分明屬于熱門的后殖民文學作家。他的作品揭露了殖民主義的殘酷和虛偽,關注殖民統治對文化、語言,及思想的影響。后殖民理論明明是文學創作的熱門題材,怎么在香港就變成了冷門?其實,將古爾納標簽為“冷門的移民作家”,是在掩蓋他對殖民主義的批判。

      后殖民理論不是一個新的文化理論,它已有將近七十年的歷史。早期的理論家來自殖民地或深受殖民主義影響的地區,其中最重要的一位就是被譽為“反殖先鋒”的法籍非裔作家范農(Frantz Fanon)。

      范農在一九五二年出版的《黑皮膚,白面具》和一九六一年出版的《大地上的受苦者》中,描述了法國的殖民統治對當地人造成的精神創傷。殖民者為了樹立殖民政權的正當性,一方面將當地人民的文化及被殖民前的歷史貶低為落后及未開化,另一方面則鼓吹殖民者自己民族和文化的優越性。在殖民者的長期“教育”下,當地人戴上了白人的面具,主動否定自己的膚色和文化,轉而追捧和效仿殖民者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不過,由于當地人永遠也不能變成真正的白人,所以在“黑皮膚”和“白面具”之間產生了很大的身份落差,使他們陷入深深的精神痛苦之中。這種精神創傷并不會隨著殖民統治的結束而自動痊愈,當地人必須經過“去殖民化”的努力才能真正擺脫殖民主義的緊箍咒。這不正是香港應該關注的熱點嗎?

      在其他前殖民地的地區,那里的文化界堅持不懈地通過文學藝術的方式對抗殖民主義,反思殖民主義對社會、文化和個人的影響。非洲各國的文學家在這方面尤其活躍,因此許多優秀的后殖民文學作品是出自非洲作家的筆下,例如尼日利亞作家阿切貝(Chinua Achebe)的《瓦解》和索因卡(Wole Soyinka)的《神話、文學與非洲世界》、肯尼亞作家提昂戈(Ngugi wa Thiong'o)的《一粒麥種》、南非作家庫切(J. M. Coetzee)的《等待野蠻人》等等。就算香港沒聽說過阿切貝和提昂戈,也應該知道索因卡和庫切。畢竟,索因卡和庫切分別是一九八六年和二○○三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在索因卡獲獎的三十五年后,若還分不清楚“移民文學”和“后殖民文學”,那就太不好意思了吧!

      其實,后殖民文學并非冷門,而是香港對后殖民文學冷漠。這導致一個怪象:創作后殖民文學的,往往是非文學界人士,例如建筑師方元的短篇小說《白斑馬 黑斑馬》(《大公報》二○一九年三月三日)。小說的題目可看作是對《黑皮膚,白面具》的致敬,故事以寓言的形式反映了范農的后殖民理論對作者的影響。

      在這篇以后殖民文化為背景的故事中,作者為香港創造了一個有趣的形象──斑馬。馬戲團的演員斑馬露露隱喻被殖民者,馬戲團的老板查理隱喻殖民者?!奥堵丁边@個名字是查理為她取的,代替她加入馬戲團之前的名字?!懊帧焙汀吧矸荨泵懿豢煞?,一個新的名字意味著一個新的身份,忘記自己過去的名字意味著忘記自己的歷史。范農認為,掙脫殖民主義枷鎖的第一步,就是找回被殖民之前的歷史。因此,找回自己原來的名字即是找回自己的歷史、找回自己原來的身份。這也是為什么阿切貝和提昂戈在受到后殖民理論的影響后,都棄用自己的洋名,改用本民族的名字。

      當馬戲團突然解散時,重獲自由的露露感到非常惆悵,她想跟著查理,繼續在他的皮鞭下表演,但查理并沒有帶她走。她隨后被送回自己的家鄉,被那里的斑馬群收留。然而,露露瞧不起自己的同胞,認為他們是一群沒受過馴化的野馬,跟自己不是同類:

      “我是白斑馬,你們是黑斑馬。我和你們是不同的!別以為你和我都有斑紋,就是一樣的馬。其實,我是有黑條紋的白馬,而你們是有白條紋的黑馬。我受過高等文明的馴化,不是普通的斑馬!”

      這是一種典型的被殖民者心態。在“殖民者”查理的教育下,“被殖民者”露露全盤接受查理的文化,否定自己的文化。因此,露露不能適應回歸自己族群的自由生活,反而認為自己屬于查理的馬戲團,只想追隨查理所代表的“文明”。露露的身份混淆,正是殖民統治造成的精神遺患。

      殖民統治雖然結束了,但殖民統治的創傷還在。有些人將殖民統治浪漫化,把殖民主義的皮鞭編成蝴蝶結。有些人將殖民主義內化,仍以殖民者留下來的尺子來衡量自己民族文化的長短。我們期望香港對后殖民文學的關注能從冷門變成熱門,也期望在香港看到像古爾納、索因卡、阿切貝和提昂戈那樣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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